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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与北京人艺

2015-06-16 11:29:23 作者:刘章春  新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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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来,许多关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历史的人一直在尝试考证一个数字,周总理到北京人艺视察和观看演出,前后共来了多少次。根据院史考证,从1951年2月第一次观看话剧《龙须沟》,到1966年1月28日在北京五道口俱乐部最后一次看于是之主演的话剧《像他那样生活》,周恩来总理曾41次前往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观看演出。除看戏之外,他还多次走访北京人艺宿舍看望演员,与剧院演职人员共度除夕。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荣幸的,而剧院的老一代戏剧工作者更是感到很自豪。

  周总理既是国家的总理,也是北京人艺的良师益友。作为国家领导人,喜爱并支持文艺事业,不乏先例,但是像周总理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一个剧院的成长,从剧场建设的具体批示与指导,到如何提高剧院的演出艺术水平,再到对演职人员生活上的关心,却是极为少见的。

  在北京人艺60年的历史中,曾保存下了几万张演出剧照和各类艺术活动的照片。令人惊奇的是,在浩瀚如海的图片资料中,周恩来、邓颖超与这所剧院相关的活动照片竟有80幅之多。这些照片弥足珍贵,其数量之多大概也是中国所有艺术剧院中独一无二的。不仅如此,在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还隐藏着一段段鲜活、难忘的记忆⋯⋯

周总理平易近人


  在北京人艺老一代艺术家中,有许多人早在抗战时期便与周恩来相识。“七七事变”爆发后,为抗日救国,国共两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1938年,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直接领导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当时,第三厅专管宣传工作,厅长由郭沫若担任。那个时候,文化三厅聚集了众多积极参与抗战的文化界人士,组成了十个抗敌演剧队,其中有不少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到了北京人艺,如曹禺、欧阳山尊、赵韫如、舒绣文、胡宗温、叶子、吕恩、朱琳、杨薇等人。他们在抗战时期就与周恩来有了交往。当年在重庆,大家都称呼周恩来为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数次到北京人艺,又同许多年轻人结下了友谊。大家都说周总理的记忆绝佳,事实的确如此。总理每次到人艺,都会随口说出陪在身边的许多演职人员的名字。

  “文革”前,周总理共观看了北京人艺的36部话剧。在与北京人艺多年的友好交往中,总理的平易近人给人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

  周总理看演出向来都是自费的,或是派秘书提前悄悄把票买好,或是在开场前临时买票。有时候,他处理完公务后,便会临时决定到首都剧场看场演出。1962年的一天晚上,剧院正在演出话剧《武则天》。周总理赶到剧场时演出已经开始了。为避免打扰观众,总理就站在侧幕旁看戏,直到幕间休息时才走入场内,坐到观众席中。

  还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

  1960年3月8日夜晚,剧院在首都剧场演出话剧《枯木逢春》。周总理来到时,舞台上正在演出第一幕。总理如往常那样走进导演间看戏。导演间内不能开灯,光线很暗,总理摸索着椅子坐了下来。陪同人员将导演间内的望远镜递给他。这时,一位在剧院学习的外团的演职人员也摸黑进来坐下来看戏。进来的这位同志也许是近视眼,他随口说了声:“劳驾,给我望远镜看看。”周总理二话没说,顺手把望远镜递给了他。第一幕结束,场灯亮起,那位同志才发现旁边坐着的是周总理。他“呼”地站起身,手中拿着一直没撒手的望远镜,不好意思地抱歉说:“啊,总理,是您!”周总理拍了拍那位同志,爽朗地笑着说:“没关系,我的眼睛要比你的好⋯⋯”

  上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到北京人艺看过话剧《名优之死》、《潘金莲》、《枯木逢春》、《雷雨》、《三块钱国币》、《武则天》、《红色宣传员》七部大戏。周总理在幕间休息时坚持只喝白开水,不喝茶。这让副院长欧阳山尊看在眼里,记在了心上。一次幕间休息,他给总理沏茶,特殊说明这是给他个人的茶叶。总理依旧没有喝,他幽默地解释道:“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造成了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在这个时候,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我怎么能喝茶呢!”一席话,令在座者为之感动。

  还有一件事提起来则是更为感动。1957年,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北京人艺演出了苏联名剧《带枪的人》,这是一部集百人出演、展示十月革命的史诗剧。演出结束后,周总理走上舞台同主创人员握手,表达祝贺。按以往惯例,大家都希望同他合影留念。这时候,在剧中扮演列宁的刁光覃站在了总理的身边。此时,周总理则总是想方设法地避免与扮演列宁的刁光覃并列而站。刁光覃急忙把头套摘了下来,并一再说“我是刁光覃”总理仍然不依,他说:“你是导师,我是列宁的学生,我得听导师讲话。”刁光覃拗不过总理,只得将头套重新带好,站在舞台右侧的布景斯莫尔尼宫的高台阶上,重演向士兵和工人发表演讲的瞬间。这时候,周总理则退到了舞台左侧,以普通一员的身份远远地遥望着列宁在演讲。事后,这一珍贵的历史瞬间被拍了下来,永久地保留到人艺演员们的心间。


周总理救《茶馆


  《茶馆》自1958年3月29日首演问世以来,虽然得到了观众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却总是命运多舛。由于受到来自“左”的否定,该剧被扣上了许多听上去吓人的帽子,如说它是“恋旧”,是在为刚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唱挽歌等。仅隔百日,7月10日,文化部的一位负责人来到北京人艺参加院党委扩大会议。这位负责人在会上狠批了一通北京人艺领导的右倾思想,指责剧院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专家挂帅。这位负责人气势汹汹地质问:“《茶馆》的第一幕为什么搞得那么红火热闹?第二幕中逮学生,为什么不让群众多显示出反抗力量?”他点名道姓地说道:“焦菊隐的斯坦尼是资产阶级教条主义。现在,白薯一亩地产50万斤,本身就有很大的浪漫主义,唯独艺术上我们还像乌龟一样爬⋯⋯”随即宣布《茶馆》停演。

  主管文化的负责人都发了狠话,显然《茶馆》非得停演不可了。因此,该戏第一轮只演出了49场便被打入了冷宫。

  1958年9月12日,周恩来总理到首都剧场观看话剧《红旗飘飘》。在演出结束后看望演员时,他突然问于是之:“《茶馆》为什么不演了?” 于是之当时一愣,没敢说出其中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周总理马上说道:“这个戏改一改还是可以演的嘛。”有了周总理的首肯,《茶馆》在1963年4月7日,在北京护国寺街的人民剧场再度演出。这次为避免停演,剧中特意被加上了“红线”,如学生进行演讲,戏的尾声改为了常四爷给学生送开水等。这些改动,使本来很深刻的一出好戏,被改成了四不像。从连排、彩排到首演,作者老舍先生一次都没露面,没有再跟剧院的人表达自己的任何态度。

  7月7日下午,周总理在外出访问之前,特意赶到首都剧场观看了《茶馆》的日场演出。看戏时,他对老舍夫人胡青说:“青年人没有经历过旧社会,不知道旧社会是什么样子。老舍先生的《茶馆》能让青年人知道人吃人的旧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是多么可怕。”

  演出结束后,因为急着要去机场,临行前他对焦菊隐和党委书记赵起扬说道:“《茶馆》这个戏没有问题,是一出好戏。如果说还有点意见的话,只是第一幕发生的时间是不是可以往后放一点。现在写的是戊戌政变以后,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周总理接着又叮嘱道:“这个意见不要向下传达,以免说不清楚耽误事情。”


北京人艺的严师


  周恩来总理总是对北京人艺的舞台演出质量和演员的表演水平给予严格地把关,一旦出现问题,绝不迁就。

  说到演戏这个行当,周恩来绝对是内行。20世纪初期,在天津南开中学曾经出现两位日后大名鼎鼎的学生,一位是周恩来,另一位是比周恩来小12岁的曹禺。两人虽未曾在南开中学见过面,但是他们在学校中都是戏剧骨干。1913年,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该校旧时为男中,由于没有女学生,爱好演戏的周恩来便主动请缨,在一些戏里扮演女角。旧时,中国的舞台上只有传统戏曲,自1907年之后话剧传入中国,为了区别于戏曲,当时便把这种舶来品的演出形式称为文明戏,也叫新剧。后来,新剧被戏剧家洪深定名为话剧。当年,在新剧《一元钱》、《仇大娘》等剧中,周恩来不仅出色地扮演过女角色,而且在1916年的校刊上发表了《吾校新剧观》 一文。该文洋洋洒洒、立意新颖,主张新剧要写现实,新剧的形式应该是“语言畅通、意含深远、悲情离合、情节昭然”。可以说,周恩来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先驱,也是中国话剧理论和表演的先行者。正是因为周总理是戏剧行家,懂得表演,所以他对北京人艺演出的作品和演员的表演更是严格之极。对于曾经经历过那些岁月的北京人艺的老一代艺术家们来说,总理每次来院看戏,既让他们感到幸福,也感到格外的紧张。因为总理看完戏后,总是习惯和剧组人员见面,聊一聊刚演过的戏。总理对剧本的质量、对表演太在行了,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那是肯定逃不过他的眼睛的。

  1961年6月6日,周总理在首都剧场观看《雷雨》。他坐在第七排。幕间休息时,总理提出扮演周萍的于是之在第二幕的台词说得不清楚。剧场经理实在是好心肠,他连忙替于是之解释说,由于建筑结构和声音反射的作用,您坐的第七排是声音效果最不好的地方,坐后面十排左右的位置声音会很好。由于那天晚上总理有事,第三幕只看了一半就提前走了。但总理在临离开时仍然对曹禺表示,演员对台词还是没太注意。

  仅隔一天,6月8日,周总理又专门来首都剧场看《雷雨》。这次他坚持非要坐在第13排,他向剧场经理说,我一定要坐在这一排再听一听。舞台上,当戏演至第二幕时,周总理指着台上的于是之问旁边的观众:“他的话你们听得清楚吗?”之后,周恩来对院长曹禺说:“13排听得比较清楚,但还有问题。你们应当像曲艺、评弹演员那样吐字清楚。”

幕间休息时总理的表情很严肃,甚至是很严厉。导演夏淳急忙赶到后台化妆室,告诉于是之说:“要多注意,总理对你的台词不满意,声音太小。”

  幕又开启时,这下于是之谨而又谨,慎而又慎,特别注意了自己的音量,有意识地把声音提高。戏演完了,观众散去,周总理和夏衍来到了后台。夏衍第一个走进化妆室,小声对于是之提醒说:“你要准备总理批评你。”随后周总理也到了。当时,于是之紧张之极,几乎不敢上前同总理握手,只是坐在角落里。于是之事后回忆说当时那个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出乎于是之的意料,周总理并不是开口就冲着他来,他首先是谈到了大跃进,说他当时在某地说过一句过头的话,原因是由于当时社会上的那种不正常的空气使人无法顾得上劳逸结合,好好思考。他接着又说,他每年做政府工作报告,总是为了准备,需熬几个通宵,等到作报告的时候嗓子就哑了,就念不好。周总理由此讲到说,剧团要使演员劳逸结合,下面的这些问题,都是上边的责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嘛。

  周总理批评起人来很有艺术性,他先是谈一些其它的事情,让演员放松,转而对于是之直接提出了批评:“我看了你们6号晚上的演出,像于是之,读词是最好的了。可是那天的演出,第二幕周萍和四凤的一段戏,许多台词都滑过去了,我就没听清楚你说的是什么。你读台词的声音太轻,观众听不清,不好。一个演员在台上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眼睛老看观众就会忘了戏里的环境和人物关系。但只顾着自己的真实,心里忘了观众,声音小得叫人听不见,也就没有了群众观点。心里一定是要有观众。”

  周总理所言演员既要做到“目中无人”,又要做到“心中有人”,其见解十分精辟。更准确地讲,这应该是作为演员在舞台上演出时所遵循的一个真理。足见对于是之的台词问题,他已是考虑得很久,他像老朋友一样,带着对剧院、对演员的爱护,真诚地对于是之提出了批评。他对北京人艺演员的批评,也正是借此希望把这个精辟的真理告诫后来者。于是之后来写过一篇 《恩来同志批评我台词不清》的文章,在文中于是之对此曾做出了很深刻的反思。


停演《潘金莲》


  周恩来在北京人艺看过很多部戏,但其中有一部戏,在他看过之后被停演了。此事在北京人艺的内部可以说是动静不小。事情的起因是因为错演了一出戏—《潘金莲》。

  1957年8月10日,北京人艺上演话剧《潘金莲》。导演方德,狄辛饰演潘金莲,田冲饰演武松。这出戏由欧阳予倩在1925年创作。欧阳老绝不会想到,这部戏时隔32年后重新上演,对于剧中的主题,以及对于剧中人物武松和潘金莲的认识与解释,不仅在当年引起了不同的看法与争论,而且会在32年后引起总理的深切关注。

  1961年4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首都剧场观看《潘金莲》,戏结束之后,他通知剧院第二天再演一场。翌日晚观看演出的名人众多,田汉、欧阳予倩、阳翰笙、齐燕铭、马连良、裘盛戎、谭富英、小白玉霜等名家前辈都是周恩来有意请来的。主演狄辛和田冲有一种大事不妙的预感。演出前,俩人交换意见,要精神饱满、原封不动地演下去,听候批评。

  演出结束后,当《潘金莲》剧组的演员来到首都剧场休息室时,屋内座无虚席。上述诸公悉数到场,准备连夜召开座谈会。当晚,北京人艺参加座谈会的有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舒绣文、夏淳、方德,以及主要演员田冲、狄辛、童超、于是之、金雅琴、刘华等人。

  来了这么多的大人物,座谈会的气氛着实有些紧张。周恩来微笑着同演员们打招呼,他对田冲爽朗地说:“打虎的英雄来了,怎么样?感觉如何?”

  打虎英雄田冲茫然不知所对。周恩来问道:“是不是感到压抑啊?”

  “是的。”田冲此时镇定了一些,说:“因为对传统戏基本功练得不过硬,所以放不开。”

  显然,田冲尚未意识到周恩来问话背后的那层真实所指。面对京剧名流,他还在那儿真诚谦虚地承认在表现戏曲的功夫方面,话剧演员比不上戏曲前辈。

  周恩来点着名让导演和演员先表达个人的看法:

  “方德,你是导演,你先说说。”

  “狄辛,你在台上不是反抗得挺激烈吗,说说你的看法。”

  “焦先生,你是总导演,有什么样的见解?”

  “金雅琴(剧中扮演王婆),戏里穿针引线的事情都是你一手包下来的,你对潘金莲的问题又是怎么看的呢?”

  “教师爷(指于是之),说说你的看法吧。”

  这时候,屋里的气氛立刻缓和了起来。

  焦菊隐说,这个戏究竟应该肯定谁,是武松还是潘金莲,始终找不到答案。

  狄辛说,潘金莲的所作所为是对当时社会制度的反击,只是没有选择正确的道路,杀死一个无辜者以求个人解放是不对的。

  方德说,潘金莲把武大杀死这一点很难理解,为了自己解放而杀死丈夫,这总不是好事,很难让观众同情。

  性格爽快的舒绣文说,武松杀嫂不能歌颂!潘金莲杀夫也不能被人同情!她杀的是武大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如果她杀死的是张大户和西门庆这样的人,就值得我们同情了。

金雅琴更是爽朗地笑着说,我演的王婆是个坏人,这一点无须再争论了。但潘金莲为了反对当时的社会制度而毒死丈夫也是不好的。

  性格内向的于是之则提出了新的见解,我看只要把张大户对潘金莲的压迫再写得充分一些,这个戏还是可以演的。

  周恩来总理转而又向在座的应邀嘉宾们征求对《潘金莲》的观剧意见。这时候,屋里突然安静了下来。周恩来看看坐在身边的田汉,田汉首先介绍了当年在上海,由欧阳予倩和他本人发起组织“鱼龙会”义演的盛况,又具体谈到了周信芳如何在《潘金莲》中演武松的情形。

  欧阳予倩的发言则是缓缓道来:“最初在1925年,我写的是戏曲本子,当时看到许多妇女受压迫,心里很悲愤,于是想写一个戏借以揭露当时的黑暗。我是唱花旦的,这才写了潘金莲。我自己就演这个角色,周信芳演武松。那时候演戏不像今天,不讲究主题思想,连台词都是一边演一边不断丰富补充的。演出过程中,我都是同情潘金莲的。周信芳同情武松,就把武松处理成英雄,两个人各演自己的戏,没有想到主题思想的问题。现在有必要重新考虑这个戏的主题思想,这个戏究竟应该说明什么,影响观众的又应该是什么?”

  北京人艺副总导演欧阳山尊代表剧院介绍说,《潘金莲》最初是训练班的结业剧目,只作内部演出,后来才改为公演。

田汉和山尊的发言,都是为了努力减轻欧阳老的思想负担。客观地讲,在那个年代,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像走马灯一样,学术讨论的空气已荡然无存,动辄某种文化现象便会遭到批判,并升温成政治运动。所以,这一晚,在首都剧场的后台,在座者都捏着一把汗。

  周恩来开始发表意见,他首先肯定了欧阳老是中国话剧的创始人,更是京剧昆曲大师,他与梅兰芳齐名,南欧北梅。当年,由于欧阳老同情遭受了几千年封建压迫的中国妇女,所以才创作了《潘金莲》,这在当时上演肯定是有进步意义的。

  这时,欧阳予倩插话说,剧本在第一幕中把潘放在了张大户家,用意也是想写她为了争取独立,摆脱丫环地位而甘愿下嫁,宁愿死在他所爱的人的刀下,也不愿委屈偷生。

  周恩来接着说道,他当年在法国时看过王尔德写的《莎乐美》,这个戏写了一个女人爱一个人到了疯狂的程度,最后把她所爱的人的头割了下来供奉着,每天守护,唯恐被人抢走。这个戏曾经轰动一时。为了爱情解放个性,但不惜杀害无辜,这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王尔德被称为浪漫主义先驱,但是这种浪漫主义手法,中国人是不接受的。《潘金莲》这个戏没有直接写毒死武大、私通西门庆,可是也不能回避武松吊丧和寻找西门庆报仇这两出戏而立即跳到杀嫂这场重头戏。大家都知道武松是个英雄,但作者为了强调潘金莲的个性解放而把武松放在了被动的地位,有点儿不妥;再说武大是个老实的人,毒死武大也不会引起观众对潘金莲的同情。何况,西门庆又是当地的一个豪绅富商呢!

此时,大家彻底明白了周总理来请他们看戏的真实用意。原来,总理是要说明,如今演出的这个戏,它所诠释的主题是消极的。

  那一晚,由于周总理还要乘火车去邯郸参加庆祝五一节的活动,所以在开会中,秘书几次催促总理应该动身了。

  周恩来最后说道:“欧阳老当时写这个戏和演这个戏的思想活动,我是完全理解的。可这个戏在今天重新上演,就要考虑到对青年人的影响问题。一部广泛流传并有深远影响的古典小说,要从根本上改动它,观众和读者是不容易接受的。有些家喻户晓的人物已经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了历史的象征,比如武松是老幼皆知的打虎英雄,让他杀死一个作者心目中的‘英雄’(潘金莲),在客观上起了相反的作用。所以改编名著要慎重。”最后,周总理又热情地对欧阳予倩说道:“我作为后来者,见到剧中存在的问题,觉得还是应该向你提出来的。今天你说的很诚恳,我非常佩服。”

  在坦诚轻松的气氛中,会开到深夜十二点才结束。周总理当晚的一番话,心平气和,以理服人。大家对他由衷地钦佩。

没过几天,周恩来专门请欧阳予倩全家到中南海西花厅吃饭,叙旧谈往,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对艺术家所给予的应有的尊重。

  《潘金莲》停演后,《北京日报》的记者想请田冲写写对《潘金莲》的批判文章,但被“打虎英雄”婉拒了。也有好事者后来专门写了话剧《潘金莲》的批判性内参,对此事上纲上线,但后来被周恩来总理压了下来。


结束语


  北京人艺犹如是一座高山,她的演出在中国的话剧舞台上成为被社会所公认的标准和尺度。不久前,这个剧院刚刚度过了60年院庆,社会各界对剧院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剧院之所以凭借她优秀的演出艺术成为艺术界的一个品牌,之所以会有今日这样辉煌的局面,是与周恩来总理对剧院的关心和爱护密不可分的。

  苏东坡有名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藉此感叹人生如梦如云、飘渺易逝。在北京人艺留下的众多经典记忆中,每当忆及剧院同周恩来总理的交往,往事仍旧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对于许多人来说真实而清晰,心中总是荡漾着常忆常新的幸福暖流。这种幸福感来自于剧院对周总理平易近人的品格的尊敬,来自于对周恩来总理人格魅力的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