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奠基
深厚的生活基础
深刻的内心体验
鲜明的人物形象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组建
1951年秋，文化部结合形势提出了文艺团体专业化的要求，即改变过去综合性宣传队的性质，向专业化发展，逐步建立新中国的剧场艺术。拟将当时隶属北京市政府，含歌剧、舞剧、话剧、昆曲、管弦乐的综合性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后称“老人艺”）归文化部领导。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明确表示，北京要保留一个话剧团。经有关部门讨论后决定，将“老人艺”话剧团与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合并，组建一个隶属北京市的专业话剧院，仍沿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名称。新剧院从1951年11月开始筹备，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廖沫沙直接主持。1952年6月12日晚七时半，在史家胡同56号（今20号）院内，吴晗副市长代表北京市政府宣布新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成立。
1951年12月23日金紫光、马绩就剧院筹备工作给吴晗副市长的报告（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1952年5月30日我院向北京市文化教育委员会报送的《北京人艺筹备经过》（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1952年6月北京市政府刊发剧院图章及剧院回文
“四十二”小时谈话“
四巨头”绘制剧院发展蓝图
北京人艺建立之初，四位创始人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在史家胡同56号院就剧院建设等问题进行了长达7天的探讨，最终绘制出这幅蓝图——要把北京人艺建成一座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高水准的、具有自己民族特色、形成独特风格和理论体系且享誉世界的文化剧院。
右起：曹禺、欧阳山尊、赵起扬、焦菊隐
曹禺（1910-1996）
原名万家宝，生于天津，祖籍湖北潜江。先后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北京人艺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北京人艺先后上演了他的九部剧作，这些作品培养了剧院几代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者。
1933年大学毕业前夕，曹禺创作完成处女作《雷雨》，次年在《文学季刊》发表，引起强烈反响。《雷雨》是曹禺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奠定了他在中国话剧史上的杰出地位，也成为中国话剧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1936至1941年，曹禺先后发表《日出》《原野》《蜕变》《北京人》，几年之间，其创作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界，尤其是《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堪称中国话剧的顶峰之作。1942年，他将巴金的小说《家》成功改编为话剧。新中国成立后，他创作的话剧有《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等。
焦菊隐（1905-1975）
曾担任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总导演、艺委会主任等职。原名焦承志，生于天津。1931年创办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为京剧界培养了一大批表演艺术家。1935年留学法国，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抗战期间在西南从事戏剧工作，同时翻译了高尔基和契诃夫的大量作品，以及左拉的长篇小说《娜娜》。抗战胜利后，焦菊隐任北平师范大学西文系教授兼主任。同时创办北平艺术馆，期间导演了话剧《夜店》和《上海屋檐下》。
焦菊隐在北京人艺先后导演了《龙须沟》《明朗的天》《茶馆》《智取威虎山》《虎符》《关汉卿》《蔡文姬》《武则天》《三块钱国币》等二十余部话剧；他善于将斯氏表演体系与中国戏曲的传统美学融会贯通，创造出富有民族风格的舞台样式，得到戏剧界和广大观众的高度评价。他的导演理论和具有远见卓识的艺术思想，对我国话剧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价值。
欧阳山尊（1914—2009）
曾担任北京人艺副院长、党组书记、副总导演、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出生于湖南浏阳。1932年开始参加“左联”领导下的演剧运动。抗战期间，先后任“抗大”总校文工团副团长、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社长等职。1942年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在转战晋察冀的过程中，他曾导演、组织过十余部反映敌后斗争的戏，在延安演出中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表彰。
欧阳山尊是一位精力充沛、热情豪放的导演艺术家。他导演的作品气势磅礴，感情浓烈，节奏鲜明，富于时代精神。在北京人艺先后导演过《春华秋实》《日出》《三姐妹》《带枪的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关汉卿》等二十多部戏。离休后，他还为剧院导演了《巴黎人》《末班车上黄昏恋》，并担任《油漆未干》《北京人》的艺术指导。
赵起扬（1918—1996）
曾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河南开封人，十八岁奔赴延安，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42年到1945年间，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参加了《白毛女》《粮食》、苏联话剧《前线》等剧的演出，成功地塑造了赵大叔、斯维至卡等舞台形象。
赵起扬善于总结和掌握戏剧艺术的规律，既勇于支持鼓励艺术家们发挥各自的才能，进行探索创新和实验改革，又善于把众人的理想、才能组织到一条共同的轨道上，形成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北京人艺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和广泛影响的剧院和他的组织领导分不开。
赵起扬还强调剧本建设，提出“剧之本，院之本”。他身体力行与人联合创作了《星火燎原》《矿山兄弟》、合作改编了《智取威虎山》《红岩》等话剧。1979年，赵起扬调任中央文化部工作，先后担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79年4月至1983年12月兼任北京人艺党委书记。
深入生活面向人民
1952年7月16至17日，北京人艺举行建院后第一次院务会议（扩大），廖沫沙出席，曹禺任大会主席，主要研究制定下厂下乡计划，明确下厂下乡三大任务，即：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坚持政治学习；掌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艺术创作。
必须明确，下厂下乡深入生活，进行思想改造的目的是为了产生好的作品。
——曹禺
下到工厂里，我们是学徒，要全心全意地以一个工人的身份下去，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是第一位的，其目的是为了创作。
——焦菊隐
“四小戏”的创作
全院的导演、演员、设计、舞台工作人员一百余人分四个组下厂下乡，在下厂下乡活动中学习掌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作出《夫妻之间》《麦收之前》《喜事》《赵小兰》四个独幕剧。1953年1月15日至2月12日，四小戏在大华电影院进行公演。这是剧院建立后第一次剧场公演。
1《夫妻之间》
由大众铁工厂组集体创作
2《麦收之前》
由谭仪编剧
南苑黄土岗农业社组集体排演
3《喜事》
由梅阡执笔
天津棉纺厂组集体创作
4《赵小兰》
由金剑编剧，各组抽人排演
1952年下厂下乡创作对口快板《歌唱新中国成立三周年》
1952年8月28日廖沫沙致赵起扬信谈对下厂下乡简报的支持与建议
现实主义风格初步形成
1954年，焦菊隐、欧阳山尊、夏淳三位导演说：“从建院开始就探索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按照现实生活的规律来进行创造工作。”
创作方法和表演风格的统一
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共同概括出了“在深厚的生活基础上，通过深刻的内心体验，创造出鲜明的舞台形象”这一艺术创造规律，对统一剧院表导演创作方法和形成剧院的艺术风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53年版《龙须沟》
1954年版《雷雨》
1957年版《骆驼祥子》
❂ 深入生活 ●《龙须沟》
《龙须沟》剧组到北京南城的龙须沟体验生活
焦菊隐排演《龙须沟》时在艺术创作方法上学习运用斯氏体系，围绕着在舞台上“表现真实的生活”这个中心来进行导演构思。他要求演员在舞台规定情景中“生活，生活，再生活”，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他鼓励演员根据体验生活中的收获、对剧本和人物的认识理解，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由导演根据作家意图加以集中提炼，编入演出本。他对演员要求非常严格，每人发两个笔记本，让他们记下自己体验生活、分析剧本的心得、收获，定期交给他查阅。
演员日记
作者：郑榕
这次创作对我来说是个新的起步。我开始认识到生活的重要。它既是创作开始的出发点又是最后表演的着眼点。舞台上的人物形象源于生活，又不等同于生活。艺术创造要求提炼集中，这样才能给观众留下鲜明的印象。认识生活要靠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提高修养素质，否则即使下到生活中去也会收获不大。因此演员要有两个基本功：一个表演生活的基本功，一个认识生活的基本功。生活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个人的经历有限，理论的修养就很重要。所以说生活、修养、技巧，是演员创造形象的三项必不可少的条件。
——郑榕（1951年版《龙须沟》赵大爷的饰演者）
《龙须沟》服装设计图
❂ 内心体验 ●《雷 雨》
1979年，北京人艺排演《雷雨》，曹禺和导演夏淳（右一）及剧组演职员在一起讨论剧本
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能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者理解的——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
——曹禺
两代周朴园：郑榕与杨立新
2004年排练《雷雨》时，苏民给王斑谈人物创作
1954年版《雷雨》四凤的饰演者胡宗温和演员谈角色塑造
1954年《雷雨》剧组演员写的角色自传
将人物的前台后景都交代的清清楚楚
她的光亮只存在于一刹那就消失了，但她是成功了。这是星星之火，代表了当时社会中的先进的一方面，不是更值得同情、同情、再同情吗？
——吕恩（1954年版《雷雨》繁漪的饰演者）
我要体现她，要赢得人们对她的同情，要透过这个形象去揭露封建桎梏对女性的摧残、损害——这就是我接受这个角色前的心境。
——狄辛（1954年版《雷雨》繁漪的饰演者）
❂ 塑造人物 ●《骆驼祥子》
导演梅阡给演员排戏
谁创造角色，内心应当有一个想象的样子，而这个想象的样子一般都是你可以达到的。这角色，别人的理解可能跟我一样深，但别人想象的那个人跟我不会一个样，这角色只能由我一个人去完成。
——于是之（《骆驼祥子》老马的饰演者）
于是之同志在《骆驼祥子》中扮演一个老人力车夫——老马。老马在全剧中只有两场戏，第一场在台上不到十分钟；第二场更短。但是，是之塑造了令人难忘的舞台形象，既富有艺术魅力，又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性。这个形象给观众鲜明地指出，反动的社会制度不彻底打倒，老马的归宿就是所有车夫的写照。
——赵韫茹
从本质上来说，“人艺风格”应该是：从《龙须沟》开始所奠定的，以后又在全院艺术工作者的实践中所形成的现实主义风格。
——欧阳山尊
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设计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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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风格确立》